第八种路径出现在科学和科学研究本身的实践中，尤其是那些拥护物质主义多元论的实践[常见于阿尔弗雷德·诺尔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被重新关注的文本]。因此科学实践绝不会致力于抹消惊奇或本体论相关性这件破布烂衫，而是相反，像伊莎贝尔·斯腾格斯(Isabelle Stengers)所说的那样，科学实践“让世俗世界的错综复杂和一片狼藉凸显出来，变得栩栩如生并有意义，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我们的观念以及权力关系现在没有，以前从不，将来也绝不会孤单”[4]。情动在这里是一个铰链，它让变幻不定的事物与惊奇(有时也与厌世的恐惧密切地搅和在一起)永不停歇地相互揉合。

再次声明一下，以上并不是对当代情动理论已经和尚未实现的或想象中的融合与分歧的完美概括。肯定会有更多情动理论；毫无疑问也确实还有更多情动理论——只要其他思考关联能力的探索方式被创造出来，这些关联能力从属于身体的行动或被引发身体行动的世界从属性召唤出来。一个人既然已经对这些层面进行过充分涉猎，就只需要考虑那些具有丰富智识和政治意义的作品(可能并不总是援引情动或情动理论，但还是从中学到了什么)，比如多娜·哈勒维(Donna Haraway)、艾林·曼宁(Erin Maning)、威廉·康纳利(William Connolly)、J.K.吉布森-格拉汉姆()、丽莎·布莱克曼(Lisa Blackman)、约翰·普罗特维(John Protevi)、西恩娜·恩盖(Siane Ngai)、加桑·哈吉(Ghassan Hage)、简·班内特(Jane Bennett)、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斯蒂芬·夏维洛(Steven Shaviro)、伊丽莎白·威尔森(Elizabeth Wilson)、阿方索·灵吉斯(Alphonso Lingis)，以及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的作品。眼下这八个情动研究方向提供了一个足够有用的素描框架，我们可以挑出个把本书撰稿人文章中与此相呼应的关键点来说一说。

如果说本卷中的单篇文章是临时收集起来的，那么正是在情动绽放空间各自探索物质性的过程中，它们整体彰显出一种启示性的努力。雷蒙德·威廉斯把永远“跨越一个又一个‘物质主义’”[5]122认定为必要的批评任务，这和伊莎贝尔·斯腾格斯的话语不谋而合。这个毗连但无形的绽放空间的情动品质在我们的撰稿人这里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体现的：作为过剩、作为自治、作为非人、作为难以言喻、作为过程的过程性、作为教育—审美、作为虚拟、作为可共享的(拟态)、作为粘附、作为集体、作为偶然性、作为临界点或汇合点、作为潜能的内在性(未来性)、作为开放、作为包围着陈词滥调和传统领域的动荡不协调性，以及作为收纳倾向的聚集地。以上的每个形态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把情动的“未完成性”说成它的“承诺”——沙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本·安德森(Ben Anderson)，以及劳伦·勃兰特(Laren Berlant)(对勃兰特来说，应该是“一系列承诺”)最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一点，而其他撰稿人只是暗示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祖尔纳兹(Zournazi)的(作为承诺的)“希望”观点里找到补充性视角]

同时，情动的这一承诺及其继而对情动理论支撑产生的需求也必须认识到，认知不足的未完成性不会得到终极的或最后的保障——无论是政治的、伦理的、美学的、教育学的，还是其他的——情动和去情动的能力并不会圈定下一个全新的、实际的、总会比现在更好的领域。这些看似饱含希望的时刻也完全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在讨论“被接受的”现代性和另类的、共存的现代性时强调了这种事态，布莱恩·马苏米在考量情动诞生的未来所包含的“威胁”时，帕特西亚·克劳夫(Patricia Clough)在分析资本与物质的情动能力的勾连时，都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在过程物质主义的情动绽放空间里，情动理论所面临的其中一个最大压力是这样的问题：“情动究竟是希望还是威胁？”毫无疑问，任何答案都往往同时包含这两方面(因此勃兰特才有“残酷的乐观主义”一说)。

我们有时候会很想相信，情动在我们身上有很多投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魔幻般地带来更美好的明天，仿佛情动总是已经和进步的或解放的政治缝在一起，或者至少也是和我们善意(best angels)的精髓缝在一起；仿佛情动总能创造更好的存在状态和附属品——与此相反，情动其实带有一种紧张而彻底的内在中立性。可能这就是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他倒数第二个讲义选集《中立》里呼吁的原因之一，“一种能够察觉到情动最小值和情感显微碎片的亢奋意识……这意味着把情动时刻的瞬息万变，某种急剧的变化看作微光”[6]101。对于巴尔特来说，中立绝不意味着默许、政治中立，或陷入灰色地带的同义词；简单来说，它并不意味着某种对于当下和现状年深日久的冷漠。相反，通过指涉“紧张、强烈和未曾预料的状态”，中立促进了对对立和否定“范式的展示”，以避免简单的极化和冲突思维，同时也避免中立性(作为“如火如荼的行动”)想要去消解的那种意义的偶然和解[6]7。同样，中立不受限于有形的/有条有理的空间时间因素，也与结构主义的条框圭臬没有关系，它“只是中场休息，只是两个时刻、两个空间或对象之间的关系”[注]这种中立性和前面提到的两个论述相联系——一是情动理论关注运动本身，而不只是位移，并且把位置看作运动偶然的产物; 二是情动理论不急于下判断和揭露意识形态，而是更耐心和专注于描述与计量，关注连续量变的过程。——译注[6]146-147。在这些中介或热闹非凡的中场休息里，强度持续地暴露在世界或身体交错渐进的补充关系里——梯度在这里是一种“强度层面上(关注度、速度)对刺激物(气味和光亮的梯度)或对行为习惯(目标的梯度)时间或空间的渐进的强调”[6]196巴尔特提出，分析不会再以结构主义的二元方式(“是/否”)，它们的滑动、倒错，以及回旋的方式继续下去，而是必须代之以“加/减”的形式，来“用一个很少为人注意的形式计量：这就是描绘(stretching)模式”[6]196-197。于是去考虑强度的渐进式强调(加/减)，那种变亮的微光，就成了重要的事：是对当下过程的描绘，而不是站立场。[注]如塞吉维克和弗兰克就通过援引汤姆金斯强调文化理论进行范式转型的可能性，不再局限于是/否，开/关的解释和批判模式，而转向捕捉更多样现象及其强度的计量和描述模式。在说明几种基本情绪时，“神经元放电”虽是情绪的开端和计量的开始，是一种开/关模式，但根据放电程度和变化方式却发展出几种在性质上相互区别的基本情绪。对“羞耻”情绪的考察不再局限于文化批判，而是转向其生成和建构的积极作用及其过程。( 见Eve Kosofsky Sedgwick，Adam Frank，″Shame in theCybernetic Fold: Reading Silvan Tomkins，″ Critical Inquiry，Vol． 21，No． 2 ( Winter，1995) ，pp． 496 - 522． ) ——译注

文章来源：《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ncjyxyxb.cn/qikandaodu/2021/0726/5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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