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情动理论到底可以做什么？毫无疑问，人们对各式各样情动宣言/情动理论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在大量涌现的论文和论著(比如本书)上都能看到这一点，同时情动也作为会议、特刊和座谈会等的主题出现。但要把这些多样的情动流行现象干净地整合到一个画面里好像不大可能。并没有一条坚定不移的主线可以完全展开或环绕情动及其特殊点，更毋宁整合它的理论：它的线索九曲回环，或许有一些有迹或无迹可寻的交叉点，一些难以预测的论点的交集，它们还没被阐明、被巩固或被推翻。“情动”概念在特定的探索领域以多变的步伐和时效畅游，也会掠过那些最稳固的学科边界(比如，神经学和建筑在情动上的接口这样的边界)，它逐渐积累了一种摧枯拉朽的分类法，要对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的支柱、批评语汇，以及本体论路径进行扫荡，所以可以被(也已经被)推广到所有形式的政治/实用/成就目标上。或许对于情动和它的理论化，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是他们会作为过程的过剩溢出正在进行的过程，也会溢出它们产生的语境。

无疑最近一次对情动及其理论的兴趣暴涨是在1995年，是由两篇文章的发表引起的——伊芙·塞吉维克(Eve Sedgwick)和亚当·弗兰克(Adam Frank)的文章(《控制论褶皱中的羞耻》)和布莱恩·马苏米的文章(《情动的自治》)。不仅这两篇文章的理论内容令人神清气爽(将情动取代认知的核心地位和情动理论取代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为核心的辩论结合在一起)，它们的声音和写作的风格——情动充当了力量和形式——也促进了这两篇文章广泛的流传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两篇1995年的文章连同他们的作者接着发表的相关文章，为人文学科情动研究的两条路线确定了基本的方向：西尔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关于不同情感的生物心理学(1962)(塞吉维克和弗兰克)以及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关于身体能力的斯宾诺莎式行为学(1988a)(马苏米)。从汤姆金斯的路线，情感沿着一条准-达尔文主义的“先天主义”道路来关注进化出来的本能。这些先天因素既没有完全孤立也不以脑或肉身为终点；反之，它们进行了燃烧和消耗，刚好可以转换那些由社会关系的氛围性辐射所承载的影响。同时，德勒兹的斯宾诺莎式进路把情动置于事物和关系(内在性)中间，从而进一步把情动放置在同时构成身体和世界的复杂集成之中。这些探询的线索中因而也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逆流——某种方向上外翻/内卷的差异：情动作为原初“兴趣”的促发者开始将力量变为身体力量(汤姆金斯)；情动作为包含着无数种成为人和非人可能性的完整、富有生机的调试领域(德勒兹)。虽然不应该假想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完全整合这两条情动理论的路线，但这两条路线可以在特定的点上相互穿透和呼应[尤其注意这卷书中吉布斯(Anna Gibbs)、普洛宾(Elspeth Probyn)和沃特金斯(Megan Watkins)的作品]。

但情动的理论化远远不止两个角度。当下(而且仅在当下)我们试着用一系列简略而模糊的快照来列出八个方向，它们波动不定而且有时候在考虑情动问题时还会重叠。每一个探究的领域——出于方便的目的，并没有特定顺序——都展示了一系列有微小差异的思考，通常体现在它们的前提或目标上，或两者兼有。

第一种路径有时出现在紧密交织的人类/非人天性的古老而神秘的实践中，包括现象学和后现象学关于具身性的讨论，他们还探讨身体在支架和延伸方面的假体能力[薇薇安·索伯查克(Vivian Sobchack)、唐·伊德、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劳拉·马科斯(Laura Marks)、马克·汉森(Mark Hansen)等]。[注]比如美国海德格尔现象学派的代表胡伯特·德雷福斯( Hubert Dreyfus) 就试图用“熟练应对”( skillful coping) 的框架来解释运动和更一般的人类活动，并使之与人工智能研究相结合，探索机器与环境的互动能力、仿生机器自身的感知能力等。德雷福斯、伊德等人的观点和英美主流的经验—分析哲学框架中的心灵哲学及其表征主义相左。德雷福斯“熟练应对”的观点就受到心灵哲学的重要代表约翰·塞尔( John Searle) 的批评，塞尔认为运动中包含着基本的意向和统筹，否则无法解释职业球员在比赛中的临场规划和司机驾驶时的自主纠错现象，而德雷福斯的观点被他称为僵尸( zombie) 观点。( 见休伯特·德雷福斯: 《对约翰·塞尔的回应》，成素梅译，《哲学分析》，2015( 5) ，第20 - 31 页。约翰·塞尔: 《现象学的局限》，成素梅、赵峰芳译，《哲学分析》，2015( 5) ，第4 - 19 页) 。——译注

文章来源：《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ncjyxyxb.cn/qikandaodu/2021/0726/5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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