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课论美形，即释美之所在：一论山海之美，乃统飞潜动物而言；二论各国宫室之美，何法鼎建；三论雕琢之美；四论绘事之美；五论乐奏之美；六论词赋之美；七论曲文之美，此非俗院本也，乃指文韵和悠、令人心惬神怡之谓[5]。

从这段说明可以看出，这门讲求“如何入妙之法”的学科，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学。在这段关于西方美学的介绍中，作者不但替美学创造了一个描述性的汉语名称“如何入妙之法”，而且对美学的任务、美学研究的对象做了说明：美学的任务是研究美之所以为美，美的本质与根源何在；美学关注的对象不仅包括自然、建筑、音乐、绘画，而且包括文学、戏剧。

以今天的标准看，“如何入妙之法”不算是一个合格的译名，过于繁琐。不过站在花之安的角度来考虑的话，这一翻译又可以理解。要知道，当时的中国读者对Aesthetics一无所知，而汉语中又没有与之相近的现成的词可以拿来比附，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计，将其翻译为“如何入妙之法”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这个名称可以帮助中国人部分地理解Aesthetics为何物。“妙”在中国古代诗文评及画论中是一个常见的概念，称赞一幅画画得好可以说“神妙”，称赞一首诗写得好可以说“臻于妙境”。“如何入妙之法”一眼望去的意思就是“如何进入艺术神妙境界的规则、法则”，如果像黑格尔那样把美学理解为艺术哲学的话，那么这个翻译也不能说是错误。与这个翻译相类似的另一个关于Aesthetics的翻译，是“审辨美恶之法”。1875年，中国人谭达轩编辑出版、1884年再版的《英汉辞典》里，Aesthetics被译为“审辨美恶之法”。所谓“审辨美恶之法”，即“审查辨别何者为美何者为恶的规律或法则”。显然，词典编辑者在创制这个译名的时候，也有希望这个译名能帮助中国读者更好理解美学的意思。

1889年，供职于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另一位中国人颜永京在翻译美国心理学家海文（Joseph Haven）《心灵学》时，创制了Aesthetics的另一个译名“艳丽之学”。《心灵学》是一本通论性质的心理学著作，在论述人的直觉能力（颜永京译为“理才”）的部分，该书设置了一个专章来讨论人的审美经验，这部分内容今天看来大致属于心理美学的范围。颜永京将这一章的题目翻译为“论艳丽之意绪及识知物之艳丽”。译作的开头这样写道：讲求艳丽者，是艳丽之学，较他格致学，尚为新出，而讲求者尚希[5]。

显然，这里的“艳丽”的意思应该是美，而“艳丽之学”就是我们今天的美学。接下来，该书引出了美学中的一个难题——到底何为美，或者说何为“艳丽”：

艳丽之为何，一言难罄。若取诸物而谓是艳丽则不难，惟阐其艳丽之为何，难矣。艳丽之物愈多而各异，则愈难阐明。因物多且异，而皆称艳丽者，则必皆有一公同佳处，而欲指明一公同佳处为何，岂非难哉？

这段话像极了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中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一匹美的母马，一个美的汤瓶，可是要追问美本身是什么、何以美的东西是美的，就遇到了困难。针对这个问题，该书给出了几种解答，如美在“物之新奇”，在“物之有用”，在“多样性状合为一”，在“齐整均匀”等等，并一一对其辨析驳难。美的本质问题之外，该书还讨论了人的审美能力问题，颜永京将其翻译为“认知艳丽才”。总起来看，《心灵学》在美学概念的传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该书不仅较早向中国人介绍了美学，并且以尽量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美学的几个核心问题，对当时的中国人了解美学为何物大有帮助。

不论是罗存德的“审美之理”、“佳美之理”，还是花之安、谭达轩的“如何入妙之法”、“审辨美恶之法”，以及颜永京的“艳丽之学”，都各有特色，在推动中国人认识并接受美学上都起到了一定作用。遗憾的是，这几个译名都没有最终流传下来。后来，它们都被来自日本的“美学”淘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后来19、20世纪之交的几年日本新名词集体登陆中国所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另一方面也因为这几个名称的先天不足。从语言学角度看，这几个名称有以下两个共同点。第一，都采用了“某某之某某”的文言结构，比较拗口，不符合后来现代白话文的表达习惯。第二，译名重在对Aesthetics为何物进行描述，而不是追求译名自身的简洁与有力。就语法上来分析，“审美之理”、“如何入妙之法”、“审辨美恶之法”、“艳丽之学”等都属于复合短语，而“美学”是一个复合词，用复合词而不是复合短语来翻译Aesthetics显然更简洁也更符合学科命名的国际惯例。毕竟，在西方文字中像美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名称都只是一个单词，而不是一串短语。

文章来源：《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ncjyxyxb.cn/qikandaodu/2021/0726/5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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