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把自然科学的学科教育与审美教育联接起来，在物理教育、化学教育、地理教育、数学教育之中，发现许多匪夷所思的美感因素，而且在许多文章之中，并不是把论述重点放在对于教学过程中形象生动等因素的利用上，而是就数学公式、化学反应、物理定律来谈美学，谈美感，并上升到审美教育的层面。如果说，将审美教育与道德教育、思想教育、劳动教育相联系，我们还可以把相应的命题植入合乎学理的框架中去加以论辩的话，那么上述的很多做法实在就显得太不合乎学理了。

第三，与中国美育学的第一期与第二期相比，作为新时期的第三期的美育学在学术上似乎更加缺少自觉。如果说中国美育学的古典时期尚属于原创，第二期则以蔡元培美育思想为主要代表，是本土学人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以及西方美育思想的资源影响下对中国传统美育发起的主动革新；那么，中国美育学的第三期，如果不是受到国家在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上的倡导，如果不是作为某一国家意识形态领导者个人的言行的推动，作为第三期的中国美育学的到来还显得不可预期。一种理论就其本性而言，既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更应该是对于实践活动的反思、批判与前瞻。如果在知识学的建构上缺乏最起码的理论准备，新时期以来的美育研究就只能在浅俗的层次上徘徊，对当代美育的现实实践既无自己的解释，对于美育的实行又无可操作性的蓝图。在学术的自觉上表现出的迟钝与落伍，一方面反映了美育学自身的发展历史的短暂，一方面更是反映了美育学作为一种知识学形态，在学科上远未成熟。

作为相对成熟的美育学科来说，与其他的任何学科一样，在基本范畴、命题与问题、概念与逻辑、体系与发展等关键问题上应该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定，这种规定既是随时间与历史而变动的，又有着相对稳定的基本结构。在遭遇到新的现实时，这个基本稳定的结构会以自身的逻辑来敏捷地加以面对，并且应该敏感地加以调整。但是在新时期的审美教育研究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结构在起作用。由国家政策国家意志的强制性规定并直接影响的审美教育以及审美教育研究，远远超出了中国美育学自身的阐释范围与学科的自觉，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1994伊始的素质教育思潮，审美教育研究无法拿出一整套的系统的思想与概念加以阐释并以此作为回应——尽管在此期间发表的论文数量惊人，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在我们当时已有的美育教材中或者是美育观念中，对于“素质”以及“审美素质”这一基本概念还是一种陌生的言说。这些都只能表明审美教育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仍极不完善。

对美育学理论体系及其学科体制进行专门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尚属寥寥之音。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比较有理论深度的探讨，仅见杜卫的《论现代美育学的理论构架》[3]一文。因此，从学科的角度对于美育学理论进行认真的思考与建构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对美育学学科交叉性质的认识

美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只有找到专属于己的研究对象，才有可能找到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才能获得合乎逻辑的知识生产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对象的确立，在保全对象原初特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觅得其特有的方法。当然，这一原初对象一旦发生，就不会再重现，但是其构成的特性却会保存下来，尤其是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所构成的状态与特性可能会在反思活动中保存下来。这正是美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逻辑起点。

对于审美教育的研究应该是在普泛性的教育哲学的指导原则下，对于审美教育这一具体学科教育所展开的研究；同时美育学本身又成为一门指导性的教育哲学，来对某一艺术门类或是以受教育对象为出发点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指导。因而，在构成上，仅仅从教育学的范围内来看，就是这样一种金字塔形的系统结构。由于这种构成上的复杂性，所以对于美育学的学科构成来说，相对于受自己指导的下一层的教育学而言，更应该从宏观的角度确立自己的对象与研究方法。

我认为，应以审美生活的获得与提高为基本内核乃至最高目标，然后以审美生活中诸因素构成的交叉关系为对象，来构成一个相对完满的、富有学术适应性与弹性的美育学科体系。审美生活作为美育学的对象，在存在的时间状态上当然是已经发生与完成的，因为未来的审美生活还没有发生；对已经完成的审美生活进行反思，并且在反思活动中始终保持其完整性，如果不能保持其完整性，就会使得这一对象变形、扭曲、割裂。就中外美学史的发展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最大的疑难就体现在如何对审美生活中主、客之间的关系做出如其所是的描述与反思。在做出如其所是的描述与反思的基础上，自然地过渡到美学、教育学与心理学。

文章来源：《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ncjyxyxb.cn/qikandaodu/2021/0726/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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