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重视教育，耕读蔚然。南昌地势广平、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历来是农桑富庶之地、江南鱼米之乡。发达的农业、物产的丰富，使得这里的人们乐文辞而好读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澹台子羽南游至江，于东湖结草为堂、聚徒传学，开启兴学为乐、耕读为本的社会风尚。两汉之际，豫章地位上升，人口倍增、饭稻羹鱼、经学称盛，涌现了何汤、邓琬、唐檀、程曾、熊履素等著名儒学人物，他们品行端方，致力经学传授，显露出豫章文化倡学笃行、尊师重教的特色。迨至两宋，南昌教育普及，诸子并起，讲风蔚然，一时使宋代南昌成为天下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术的理想场所。罗从彦、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大儒都在此聚徒讲学，成为理学的重镇。这一浓厚教育风气至元明清三代不绝如缕，如元代吴澄讲学、清季皮锡瑞论学。特别是明季王学兴盛，心学广传，成为阳明心学重要发展地与传播地，为世所瞩。南昌教育的发达得益于官员对教育的重视，他们大设庠序，推动了南昌官学的发展。同时南昌的私学兴盛见证了民间对读书的崇尚，不少富绅和村落办起家族私学，新建汪山土库就设有稻花香馆，新建于清代还专门成立“宾兴会”资助读书；南昌县月池熊家村中即有私家学堂，在城内还创办有乐群学堂等。而书院繁荣更是南昌教育昌盛最为鲜明的体现，据统计自唐自清，南昌出现了一百多所书院；若以州府为单位，数量和质量均位列全国前列，它们为培育人才、繁荣学术、激发文艺起到了重要作用［6］。正是在这种浓厚向学氛围影响下，使南昌人民能在特殊的文化氛围中超越农耕文化特点，把眼光从赖以生存的泥土中解放出来，瞄准更高层次的政治社会生活。

之二，科举兴盛，仕宦发达。由于官方与民间对教育普遍重视，从隋唐开科举士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为止，南昌多有求学问知、志存高远的读书人，他们以诗书求闻达，造成发达的科举风潮，人数在全国位居前列。其中涌现了一批重要的官员，如宋代晏殊、陈恕、京镗，明朝的胡俨、傅炯、刘一燝、熊明遇，清代的裘曰修、曹秀先、彭元瑞等。这种通过科甲登第摆脱困窘、求取功名，并成为朝廷的重臣名宦的路径，激励了更多的农家子弟奋发向上的热情和动力，以致在明清两代更是出现祖孙传递、一门官宦的现象，如东坛彭元瑞家族，大塘汪山程矞采家族，双港裘曰修家族，港口曹秀先家族，联圩胡家玉家族，松湖魏良弼家族，檀溪熊文举家族，浠湖姜曰广家族等。通过科考一途，走向社会上层，光宗耀祖，保护家业，成为其时南昌民间的普遍信仰。同时，这些科宦士子出仕之后大多勤政为民、举贤荐能、广延人才，在政治上表现出相当的积极进取，期为社稷之臣，建立彪炳史册的功业；而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又往往慷慨赴难，显示出传统儒学所倡导的忠义节烈的意气，如陈恕位居副相，鞠躬尽瘁，太宗亲题“真盐铁陈恕”以示褒奖；明末抗清官员姜曰广与史可法、高弘图并称“南中三贤相”。

之三，崇尚文艺，成就卓著。浓郁的诗书耕读文化氛围长期浸润着南昌，使南昌人民形成一种尚真重情，偏爱艺文的审美心态，促使南昌艺术文化的高度发达。因此，南昌在出现了一批朝廷官宦之时，还诞生了一批重要的文学艺术家。如著名书画艺术家贯休、董源、巨然、闵贞、范金墉、李瑞清、夏敬观、罗牧等，他们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八大山人朱耷的书画艺术成就更是代表中国水墨写意画的高峰。南昌在戏曲方面还出现了伶伦、魏良辅、朱权等音乐戏曲家，在文学方面有小说家王定保，词家晏殊、晏几道和“豫章四洪”，散文家陈弘绪、万时华、徐世溥等，他们以自己才华留下优秀的诗篇。而且，在历史发展上，南昌出现诸多的诗社文社，如豫章诗社、豫章文派、滕王阁社等，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其中滕王阁、西山、百花洲更是文人聚集之所，如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自王勃、韩愈在滕王阁兴创“诗文传阁”的活动以来，成为大江南北文人集聚、慕游、题诗之所，白居易、杜牧、王安石、苏澈、李东阳、钱谦益、朱彝尊、王士祯等，都曾在此吟咏唱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作品，形成一部绵延不绝的滕王阁诗文史。南昌还诞生和培育了雷次宗、熊良辅、汪大渊、章潢、欧阳斌元、陶福履、喻嘉言等许多佛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教育家、医学家等，他们的博学多识，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文章来源：《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ncjyxyxb.cn/qikandaodu/2021/0707/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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