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是豫章文化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原文化南渡，南昌城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版图上的重要城市。隋开皇九年（589）罢郡置洪州，大业三年（607）复为豫章郡。唐承隋制，南昌经济社会开始繁荣，尤以造纸、印刷、纺织、兵器、金、银、铜器制造较突出。其中南昌白露茶为重要贡品，洪州窑为全国闻名的六大青瓷名窑之一，造船业及航运业均十分发达。整体而言，南昌是唐代江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聚居着众多的军政要员和文人墨客，是一座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城市，誉为“江淮之间一都会”［3］。特别是唐大历四年（769），高僧马祖道一来佑民寺说法，四方信徒云集南昌，洪州禅由此发源，后经弟子百丈怀海拓展，形成著名的“洪州宗”，影响巨大。五代十国时期南昌的经济与战略地位愈加凸显，南唐中主李璟于交泰元年（959）升洪州为南昌府，并于建隆二年（961）将都城从江宁迁往南昌，号“南都”。值得注意的是，五代之际南昌出现了贯休、董源、巨然、徐熙等一批全国著名的画家，成为豫章文化的重要特色。

自宋而明，随着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江南经济的开发，在南昌区域内，出现过一个辉煌灿烂的文化发展期。两宋之际的南昌经济社会郡称富庶，人口空前增长，农业生产居全国先进地位，铜器、葛布、造船业、造纸业、造酒业等发达。特别是教育较为普及，其时书院林立、诸子并起，讲风蔚然，呈现出“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市井多儒雅之风”［4］的社会形态。浓郁的向学之风，使宋代南昌成为天下学者交流思想、切磋学术的理想场所，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即在此聚徒讲学，成为其时理学重镇。而且还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官宦名臣，如晏殊、陈恕、陈执中等。南宋偏安之际，因南昌地处南方要地，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升其为隆兴府，成为其时国家战略重地，赵鼎、胡世将、岳飞、李纲等重臣名将都在此驻军、谋划国事、抗击敌军。及至朱明王朝，太祖元璋滕王阁上大宴群臣，成祖朱棣免赣省赋税，南昌又为四代宁王府第，政治经济等因素推动着豫章文化再度发展。一是王学兴盛，王阳明在赣平乱之际广播心学，一时生徒影从，黄宗羲曾说“姚江之学，惟江右得其正传”［5］，《明儒学案》立传的江右王门学者二十七人中，魏良弼、邓以赞、章潢等十六位出自南昌；二是商业在前代基础得到进一步繁荣，特别是江右商帮正是从晚明蔚然兴起，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三是出现一批重要的公卿大臣和名儒学者，如胡俨、傅炯、舒芬、魏良辅、张位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引领风潮，为世所瞩。

清初实行口岸通商政策以来，海外交通以广州为主要口岸，赣江——大庾岭商道其时成为内地与广东之间经济联系的要道，南北官商往来取道南昌，促进了南昌经济社会的繁荣。为此，各种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及染织业、五金业等特别发达。清初南昌还形成了万寿宫、文港和三江口三大专业市场，江右商帮于此时全面兴盛。因经济的繁荣，文化上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盛况，书业繁盛、学校林立、科举兴起，其中豫章书院获得康熙的御赐，成为全国重要书院——这一局面至清代中期还蔚然矗立。然经道光二十二年（1858）《天津条约》签订、九江门户洞开之后，南昌虽然在江西保持着中心的地位，但依靠传统水运的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作为连接大江南北的枢纽，南昌不可避免地成为南北交战地带，频繁的战争对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经济格局的边缘化与战争的破坏于此导致了文化的衰微。

若从具有鲜明地方特色、较高价值和较大的对外影响等来审视，豫章文化的重要内容主要有滕王阁文化、万寿宫文化、洪州禅文化、书院文化、宗教文化、书画戏曲文化、百花洲文化、宗王文化、梅岭文化、李渡酒文化等。豫章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样，是南昌人民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江西文化的典型代表与重要支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从纵向上看，隋唐之前，南昌早期的本土文化接受中原文化的洗礼，以后经两宋的积淀创新迅速反哺中华文化，为此它不仅是江西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且在中华文化的史册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极大地推动着中华文化潮流的前进方向，其影响是深远的。

三、豫章文化的特征与内涵

特征是指表现突出、长时间存在，且具有代表性价值的东西。豫章文化是江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同时具有子文化系统自己的特征。总体上看，豫章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文章来源：《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ncjyxyxb.cn/qikandaodu/2021/0707/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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