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事要谢人。几天后，我请李红旗到我家吃饭，他刚从矿上拉回一些废料来，他说，老同学你说我这趟能挣多少。我说这我哪猜得出来。他把一只手翻了一番，又翻了一番。我说，两百？他摇了摇头。我说，两千？他这才点了点头。我不由睁大了眼睛，说，你跑一趟快赶上我一年的工资了啊。李红旗越发得意起来，说，没想到这么来钱快吧。我说你这家伙就是有能耐，脑子里装的尽是点子。他说这都是让生活逼出来的。我拿出办事用的君子烟让他抽，他看了一眼，却从身上掏出一包“红塔山”来。他说还是抽好的吧，完了给你拿几条。那天喝着酒，他忽然对我说，紧挨那座国营大矿有个小煤窑，窑主因为不善经营想把它卖掉，你说我是不是把它盘下来？我说，盘下得多少钱？他说，三十万。我就摇头，这么多钱从哪找呢？他笑笑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自己攒了点，再跟亲戚朋友借点，不行就跟银行贷，肯定凑得够。又说，你想不想入一股，入了股就是在家坐着，到年底也能分到一笔红利。我说，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你让我上哪找钱。结婚买电视的钱都是借的。他嘿嘿一笑，说那就以后吧，以后你有了钱尽管投到我的矿上来。说这话时，他俨然成了一个大老板，抓起酒一仰脖干了。

两年后，李红旗果然盘下了那个煤窑，并改名“红旗煤矿”。听说开业剪彩那天，县里乡里去了不少领导，搞得很隆重。当时我已借调到县农委，主要工作就是写材料。把我借调到这里，是因为我在省内外的一些文学杂志发了几篇小说，那时文学虽已降温，不像以前写一篇小说就可以一举成名，但在我们那个地方，发几篇小说还是会引起一定的关注。我那时的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认为要写出好的乡土小说，就得深入农村，所以县里的农委主任找我谈话时，我觉得那个单位和“农”字扯得很紧，可以经常下乡，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去了后又有些后悔，太忙，白天不断往乡下跑，回来又得写简报，写汇报材料，常常得加班加点。简报还好对付，最头疼的是写汇报材料，而这样的材料往往又催得紧，有时都得硬着头皮写 一 个晚上，怕打磕睡，就一支接一支吸烟，吸烟量一下大了。记得有一夜在家写材料，忽然发现没“干粮”了，便跑出去到小卖部买，可出去一看小卖部早关了门，再回了家便有些焦虑，有些坐卧不安。看了烟灰缸，长一点的烟屁股也没几个了，这还怎么熬得了一夜？忽然想，买不到烟不能借一包吗？于是又出了门，去敲邻居老李的窗户。那时他们家还没盖起正房，老两口住在临着巷子的南房里。我喊了半天，老李出了声，问我是谁。我说是我。老李听出来了，说，有事吗？我不好意思地说，没烟了，小卖部又买不到。老李说知道了，过了一会儿，他披了件衣服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包烟。我一看是“红塔山”，又有点不好意思了。老李说，这烟好，坐席时领的，拿去抽吧。第二天，我妻子听说了这事，由不得大笑起来，说真有你的，平时借个东西你也害羞，没了烟你就有出息了，大半夜敲人家的门，不怕被当成贼？

煤矿剪彩前，李红旗专门跑到县城找我，让我帮着写几个材料。这时候的李红旗，和前两年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了，出来进去都是西装革履的，大夏天脖子上也束个领带。我一听写材料就头疼，可这冤家找上门来，我是想推也推不掉。正好是礼拜天，他在县里最好的宾馆开了个房间，从包里取出两条“中华”，把其中一条啪地扔在桌子上，说这条你留着抽，我知道你们这些秀才，材料都是熏出来的。我有点惊讶，你从哪里搞来的“中华”？他笑笑，说这你就别问了，这年头想办成个事，缺了这东西不行。又拆开一条，取出几包扔在了桌上，让我随便抽。这让我想起了上初中时他偷鸡蛋换烟给我们发的情景。我搜肠刮肚写时他就在一旁坐着，边抽烟边想心事，有时抬起头瞟我一眼。忙了一天一夜把材料赶出时，我看了一眼废纸篓，里面扔了四五个空烟盒。临走时，李红旗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剪彩那天得把接你过去热闹一下。

二十天后，李红旗的煤矿剪彩，我却没去成。

舅舅几天前去世了。几个月前，我就知道他患了大病，肺癌，查出时已到了晚期。明明知道回天乏力，大表哥他们还是为他做了化疗，期望出现某种奇迹。这期间我去医院看他，病床上的他已瘦得没个样子了，本来又高又大，这时候成了薄薄的一片纸，仿佛一阵风就能吹个无影无踪。人，本来爱说爱笑的，很乐观的样子，此时脸上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奈，人在时间和疾病前的无奈。烟早在住进医院前就戒了。我记起了那个暑假，他坐在我家西窑的炕桌前写回忆录的情形，很多天他只写了几页，字迹工整端庄，开头一句是：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好的主义……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各种办法都试过了，但没一点效果。后来他不想在医院住下去了，坚决要求回家。回去后不到一周就死了。临终前，他也没别的吩咐，只希望死后能埋回老家去。两个表哥含泪答应了。

文章来源：《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ncjyxyxb.cn/qikandaodu/2021/0720/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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