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可能真是动了“婚姻运”。到了秋天，又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也在附近一所中学教书。介绍人说，她父亲是个办企业的，家里很有钱。那时学院除了招收脱产学员外，还办着个函授班，她是函授班的学员。那次她来学院培训，晚上吃过饭后，来宿舍找我。因为宿舍还有别的人，坐了一会儿，我说出去走走吧。出了校门，天渐渐黑了，我们沿着那条大渠静静地走，渠里的水哗哗作响。我觉得她虽没有沉鱼落雁之貌，但长相也对得起观众，可我对她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排斥——是因为她戴了很夸张的项链，很讲究的眼镜吗？不知道，总之走了一段路，我就觉得我和她已没什么可能了。可她却好像很中意我，不住地夸我的诗写得好，问我能不能教教她。我胡乱说了些什么，意思是诗这东西是教不会的，得靠悟性。东一句西一句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啥，后来我们开始往校园返，快近校门时，她忽然记起了什么，从随身挎的小包里掏出一盒“茶花”，硬是塞给了我。我说我也不怎么抽烟，你给别人吧。她说她更不抽。我知道不能在这事上拉拉扯扯，没再往外掏。但这次分别以后，我再没去找过她。那包烟我也没抽，给了别人。

那两年，有时我也去对面的师专走走。那里有我师范时的一个老师，在中文系教古典文学，兼着学报的编辑。我当时很崇拜他，听他谈文学，点评时事。他是个很容易就能激动起来的人，有时说起某句宋词，会把相关的几首词抑扬顿挫地背出来，到了动情处甚至会站起来，配以表情和动作。他也抽烟，有时我们聊上一个下午，能把一包烟抽完。有段时间我不知忙什么没过去，再去时，他拿出两包“茶花”，硬给我衣袋里塞上一包，另一包拆了抽，等我走时，那包烟自然消灭了。我每次出了门，他就赶紧把各个窗户都打开，让烟雾散出去。听说师娘“家法”很严，不准他在家里抽烟的。

抽烟的女老师 红塔山 编辑部

从1991年9月起，我又到省教育学院进修，完成大学的另外两年。学院设在太原南郊的黄陵村，离市区有一小时的车程，当时只通一班车。

我们宿舍住六个人，来自全省好几个市县，但没一个说普通话的，都操着各自家乡的方言，南腔北调的。不知是因为进修的是汉语言文学，还是巧合，六个人竟都写点东西。吕梁那个同学姓牛，和我一样也写小说，有一次他让我看他写的一个中篇小说，我发现稿纸上不少地方留下大片的空白，问他这样留白有什么深意？那是个学习国外小说的年代，我不知他新近又看了本什么书，在试验一种什么技法。他挠了挠头皮，不好意思地说，有什么深意啊，我是不会景物描写，留着等以后观察了再写。我的下铺是临汾的一个姓赵的同学，他喜欢写诗，有一天晚上一口气写了一首长达九十二行的长诗，完稿后他让我摸摸他的手，说，你试一下，冰凉冰凉的。我试了一试，忽然笑了，说，不是吧，我怎么觉得很正常呢。他瞪了我一眼，怎么能正常呢，你的感觉肯定出了问题，我觉着自己刚才激动得浑身冷凉呀。

刚入学时，除了我和这个姓赵的同学还没对象，宿舍里别的人早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夜里躺下后，那几个结过婚的同学有时会讲一些跟女人有关的故事，这时候姓赵的同学就会出声，让他们不要再讲这些流氓事了，他实在听不下去。那几个同学有意逗他，说得越发来劲了，甚至连男女之间床上的动作、表情、声音都绘声绘色地讲了出来。姓赵的同学说不过他们，又捂不得耳朵，气得把自己在床上烙饼似的翻过来翻过去的。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搬到别处住吧。我笑了笑说，搬到别的宿舍还不一样？这是成人学校，结婚的总比没别结婚的要多，咱就当是上免费的启蒙课吧。他瞪我一眼说，真可悲，你比他们都流氓。姓赵的同学也不抽烟，他好像有洁癖，谁抽烟不小心把烟灰弄在他床上，他肯定要骂半天。

我们宿舍，除了姓赵的同学不抽烟，都抽。那两年的香烟已带了过滤嘴，就连我们抽的九毛钱的“红塔”、“迎泽”，一块钱的“君子”也带。到了礼拜天，我们几个人会相约去市里逛，免不了要去烟酒批发市场看一看，顺便买上一条或几条烟，这里的烟要比零售点便宜好多。不光我们宿舍，别的宿舍的男学员也大多抽烟。我的同桌姓张，抽的还是小“迎宾”，没错，这时候已有大小迎宾之分了，大 “迎宾”是指带过滤嘴的硬盒子的“迎宾”，小 “迎宾”指的是传统的那种不带过滤嘴的迎宾烟。他认为还是小 “迎宾”过瘾，别的烟都不如这个。有时候他还抽“官厅”，认为这烟比 小 “迎宾”都过瘾。因为抽的烟多，他常常像个老头似的“奎奎奎”地咳。

文章来源：《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ncjyxyxb.cn/qikandaodu/2021/0720/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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