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学用书”中的教育学教科书

1932年，在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下，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也着手编译各自的“大学用书”。中华书局“大学用书”自1935年开始出版，前后累计编译出版91部著作[14]51；世界书局“大学用书”自1932年开始出版，至1935年即已出版140余部著作[15]20-27。这两套丛书的编译参照了“大学丛书”的编辑与审查模式。两套丛书中教育学著作共有21部，具体信息如表2所示。

表2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中的教育学教科书书名著译者初版时间出版社备注各国教育制度常导之编著1936年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大学用书学校调查黄敬思著1937年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大学用书教学通论罗廷光著1940年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大学用书中等教育张文昌著1938年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大学用书教育心理学吴绍熙、徐儒译1939年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大学用书西洋教育史王克仁著1939年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大学用书地方教育行政王克仁著1939年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大学用书中学国文教学法蒋伯潜著1941年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大学用书教育行政刘真著1945年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大学用书教育概论罗廷光著1933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教育通论邓胥功著1932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教育学朱兆萃著1932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教育学原理熊子容译1933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教育哲学范锜著1933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教育伦理学丘景尼著1932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教育心理学陈德荣译1933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李浩吾译1929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近代教育学说马复、李溶译1930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现代社会教育泛论马宗荣著1934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比较社会教育马宗荣著1933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中学行政概论黄式金、张文昌编1934年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大学用书资料来源：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图书总目 1912—1949》，中华书局1987年版；世界书局编《世界书局图书目录》，世界书局1935年版；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注：有些在1932年之前初版的著作在选入“大学用书”后再版

三、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特点与出版影响

虽然这一时期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未能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但受大学教科书“中国化”运动的影响，编译者还是努力践行“中国化”的编译理念，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推动了此后大学教育学的发展和教科书使用结构的改变。

(一)编译的特点

这一时期，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呈现出“美国化”与“中国化”并重的特点。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依然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中的教育学著作有近半数都是译自美国，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大学用书”以及其他丛书中的教育学译著也均译自美国(见表1、表2)。即使是学者编著的教科书，参考书目也大多以美国教育学著作或杂志为主，如杜佐周所著《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一书主要参考的书目Public School Administration(《公立学校行政》)、Administration of Village and Consolidated Schools(《乡村学校行政》)、Problems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教育行政问题》)等均为美国学者的著作[16]序言1-2；钟鲁斋所著《教育之科学研究法》主要参考的是其在美国留学时的导师何鲁蔑()的Research and Thesis Writing(《研究与论文著述》)以及其他美国教育学著述[17]自序6。这一是因为当时美国的教育学发展正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教育学家，如桑代克、杜威、孟禄等，是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之一；二是因为教科书的编译者如钟鲁斋、孟宪承、陈礼江等人，大多具有留学美国的经历，选择自身非常熟悉的美国教育学教科书进行编译，不仅方便，而且更易将原著中的精髓翻译过来。

此外，编译者更加注重教育学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虽然清末民初时已经有学者尝试对教育学教科书的内容进行改造，以使其更符合于中国国情，但改造的力度和范围十分有限，如郑宗海译《教育之科学的研究》时，对“原书所取实例，有去国情甚远之处”，加以节裁补充，但修改之处“不过三四处耳”[18]阅者注意2。而这一时期，学者在编译过程中几乎都在努力摆脱对外文教科书的全盘照搬，其践行“中国化”的思想更为强烈，他们对教科书的改造力度也更大，范围更广。比如，李浩吾翻译《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时，鉴于原书内容冗杂，资料浩繁，中国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且原书价格昂贵，普通学生难以承受，所以李浩吾择其精华，加以删节，以便于国人阅读和购买[19]译序1-2。赵演所编译《教育原理》“因鉴于该书例证，全系采自美国，且处处就美国情况立论，故译者采取改译的办法。一切外国材料不能适用者，尽行删除，易以中国材料。且设法就中国情况立论，使读者觉得书中所讨论的，即是中国的教育原理”[20]译者序17。钟鲁斋编著《比较教育》时认为，“读比较教育的目的，是研究外国教育制度与方法，为改进吾国教育的借鉴或参考”，因此在“编制上随时提起中国教育的改造问题”[21]序言2。罗廷光编著《教学通论》时，更多地着眼于中国国情，“多就本国实际情形设想，求于实施教学有所裨益”[22]自序1。杜佐周所著《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一书加入有关中国教育行政制度的研究成果[16]序言2。水康民所译《小学各科心理学》一书中特意删减了“与中国情形不合”的部分[23]译者序言2。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建立起“中国化”的教育学学科和体系，如雷通群在《教育社会学》中明确指出编辑该书的“宗旨在使教育社会学成为中国化……(且)尤重中国现时教育界之实用”[24]例言1。吴俊升在《教育哲学大纲》中指出，中国的教育哲学既不应采取德日的集权主义，也不应完全模仿英美的民主主义，而应该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演绎成一种适用于中国的独特教育哲学系统[25]自序4。这些都折射出中国教育学人谋求教育学科“中国化”的良苦用心[26]。

文章来源：《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ncjyxyxb.cn/qikandaodu/2021/0619/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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